如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
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国资国企不仅要深化改革，深化混改，还要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在推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对国资国企提出这一要求有何重大意义呢？
1、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矛盾转移为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模仿型、追随型、西方实践本土化型等道路显然都不行了。领先型、超越型、颠覆型之路越来越成为急迫的需求。
2、国资国企改革，最终还是要拉到国际上去遛一遛，要为中国国际化开新路，要为一带一路做好支撑。
3、中国方案，四个自信，必须有确切的证据，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是其最好的承载。
4、中国成功，一定是文化、价值观、全球治理、政府运作、社会治理、企业管理、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成功和向世界输出，试想，这其中具有全球竞争力（乃至引领能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承担其中的多少重角色。
其实早在“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就提出世界一流企业应当具备的13项要素(当然没有具有全球竞争力这个重要界定)，并开始研究制定《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素指引》等文件，就13项共性要素全面开展对标分析，使其由中国一流向世界一流企业方阵迈进。13项要素具体如下：
1、建立起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2、主业突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
3、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4、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优势
5、国际化经营与运作能力较强，跨国指数较高
6、拥有国际知名品牌
7、具有合理的经济规模与较强的盈利能力
8、内部改革适应国际竞争要求，激励约束机制健全
9、集中有效的集团管控模式
10、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拥有较强风险管控能力
11、管理信息化处于较高水平
12、重视领导力建设，建立起学习型组织
13、具有先进独特的企业文化和较强的社会责任
显然，“十二五”期间的的世界一流企业标准，其背景是成为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大和强的问题，多元和专业的问题，产和融的问题，国际和国内纠缠的问题，在困惑着当时的国资管理者和经营者们，这些指标更多是指向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之后如何评价，具有哪些外面可评价、可观测、可感知特征。说的清楚一点，是在抽离和总结当时认识水平下的世界一流企业，把一些后验的事实、迹象、指标、时间总结出来，并试图给其画个群像，并引导更多的国企朝先进看齐，大步走向先进。
2012年最不需争议的语境，是中国企业只要用苦干、巧干、胆略、投入、大举的模仿西方先进企业的最佳管理实践，再结合自身的特点，朝着世界500强，朝着和世界一流企业缩小差距之路，是清晰的、可见的、可把握的。
2017年的语境，是中国企业在很多管理和技术领域，要么和西方一流企业短兵相接，已经无法简单用模仿超越对手。要么在一些领域进入无人区，需要自己摸索，老师没有了；要么因利益激烈交锋，西方企业处处掣肘，必须摆脱西方路径，走出一条目标清晰，但路径需要独创的路子。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已经不再是单纯讨论世界一流企业，抛弃了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只是在中国比较庞大，比较有区域优势而已。而且即使一流企业，也不能视世界500强为导向，而应是创新导向，不一定是规模强，但一定是引领、放大、资本布局能力强。
全球竞争力至少包含不同于西方企业的，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相适宜的全球视野、经营哲学、公司治理、发展战略、全球布局、创新引领、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绩效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全球领先的突破、模式和效果的最佳管理实践。
全球视野：西方企业的全球视野无外乎全球化企业是地缘政治的延伸视觉，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视角，全球化企业的超国家利益视角，比起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其高下立判。
经营哲学：西方的经营哲学一直在顾客、利润、供需里面打转转，是企业如何扮演自身角色，承担一定社会责任，获取最大化利润。比起中国企业自觉承载国家使命，在五位一体的社会均衡发展中，追求人民幸福这一结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身自然得到发展红利这一以小我参与大我、成就大我这样一种经营哲学范式（具体每个企业在其中都有自己的独特升华，所以是个总范式之下的个性化），看的出来在义与利上，有不小的差异。
公司治理：西方公司治理的精髓过去一直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背景下的层层委托、层层负责。今天中国的公司治理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探索顾客、员工、股东、社会利益之间的均衡化问题，在其中起特殊作用的是党委。
发展战略：西方的深专业高壁垒主义、利润最大化主义、供应链控制力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强者丛林哲学的体现。而中国企业后发，挑战，既要分食走在行业前面的既得利益者蛋糕，又要根据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走出一条分享、共建、生态、系统、共赢的新经济格局，不啻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和追求。
全球布局：西方企业的全球布局核心在于抢占全球洼地资源，集合多个洼地优势，综合成强化的成本、规模与性价比优势。而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注定了不仅要在周边把友邻、睦邻、富邻、旺邻之路的周边国家间友好发展之路贯彻下去，还有在国际上通过互联互通，贸易往来，优势互补，共同富裕的国际空间中国家间互利原则贯彻下去，不仅是微观经济的大使，更是一带一路的若干重要事项的承担者。
创新引领：西方企业的创新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化、产品化，改变社会，改善生活是一种企业作为商业主体的追求，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略为研究下美国近几十年的创新，起最大的作用的还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互联网、GPS、隐形飞机都是其杰作冰山之一角，国家力量、全局高度、战略视野仍然是创新引领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未来中国的创新体系会构成环环相扣的大生态，而企业层面在创新引领上既要承担适宜的角色，也要争取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企业自身大生态，与社会方方面面互融互通的特有作用。
商业模式：西方商业模式的核心还在于盈利模式，即不管自己组织起来的协作链，产业、生态、联盟的商业模式如何高大上，还要着眼于自身怎么挣钱。中国商业模式的核心着眼于怎么做大蛋糕，怎么形成利益重构、价值重构、产业重构、社会重构、世界重构。重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看起来企业不够商业，但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更适宜承担和推动一带一路的重大特质。
管理方式：西方的科学管理、流程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管理走的都是一条科学化的路子，中国企业则开始研究企业如何在社会、国家、全球发展中准确承担其职责，在多个角色之间积极进行角色调和，用市场化视角去承担多重角色。也因此，中国企业的复杂系统化、生态化、社会化特质使得其管理方式越来越呈现共治、共享、共促、共创、共求、共智等前沿特质。
绩效评价：西方的绩效观仍然在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价经济贡献与发展效果这一商业化角度。而中国的绩效观，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了即看重经济绩效，也更看重社会绩效；即注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注重国有资本放大引领功能；也看重财务收益，更看重国企多个角色，多个力量发挥的收益这样一个大绩效观。
风险管理：西方风险管理观在于开放的看待风险，科学分析、评价、处置风险，发展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中国企业的风险观既要阶段性处理好因国际关系风云诡谲带来的环境（国家体制竞争风险），也要处理中国企业阵营与西方企业阵营的摩擦，在此基础上才是作为市场化主体积极、开放、立体的处理风险。可以说中国企业比西方企业的发展更难，但也是如此，造就了中国企业更立体、更系统、更高格局的看待风险。
所以在具有全球竞争力这个问题上，中国企业既要做到或超越过往西方企业的实践高度，更要在某些方面要高出一截，这即是中国企业突破后发者窘境的必然，也是整个中国独辟蹊径之后，这种创新的张力和阻力都同时落在企业身上的必然。
如果说之前评价世界一流企业的指标是后验的、总结的、抽离的、归纳的优秀企业总体特征、行为或外显指标，那么此次站在具有全球竞争力高度上，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就有必要站在创新驱动，找出卓越企业的前导指标（而非后验特征），引导企业关注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原因（而非模仿其结果），关注世界一流企业的思考方式而非资产与财务状况，似乎更为重要。
简单来看，以下前导指标似乎很有必要：
1. 超越一般商业视野，持续关注并投资于自身所关切的一到几个困扰人类的重大课题。
2. 超越一般产业与技术视野，对于几个重大科技创新，前沿难题有独特的专注和布局，并积极把这些科技源头所产生的广泛创新与自身未来经营活动进行嫁接。
3. 超越一般全球视野，对于全球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缺陷、难题、困境有独有认识，且能提出自身的解决方案，并由此发起系统化改革与创新。
4. 超出一般资本视野，对于货币资本、管理资本、经营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在企业里面的汇聚都有认知和积极的融合实践。
5. 超出一般产业视野，对于一个或几个产业的未来格外看好，并由此进行积极投入，并把创新，重构这些产业与自身企业命运紧紧挂钩，并持续推动。
6. 有强大的未来愿景想象能力、勾勒能力、传播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有参与并创造未来的积极思考与能力，以及相关实践。
7. 能组织所有员工参与打造组织智商，把组织打造成一个具有思考、学习、认知、创新、突破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与个人智慧综合体。
8. 关注并致力于对于企业对行业，对社会，对于城市、国家、国际的最大化正面影响。能够用积极、创新、突破、具有引领特征的价值观和自身角色推动社会进步。
9. 对于人、潜能、人性、变革、组织、梦想、满足、幸福、创造性等组织软课题对于企业的价值的积极影响更为重视的持续投入。从而打造一个具有超越企业，具有生态型、社会型、复合型特征的高活力、高创新力、高学习能力、高纠偏与恢复能力、高变革能力、高进化能力的活性组织。
10. 对于企业在国际、国家、社会、城市、产业中所承担的多重角色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和与此一致的实践。从而能在完成其基本角色的基础上，对于社会，对周边进行最大化改造和积极影响。
11. 对于个体、组织、系统、生态、变革之间的关系有着独有的认识和实践。能够打造一个边界日益模糊，生态特征日益强烈，生命和进化特征日益显现的组织与社会关系创新。
12. 能够把产业、金融、服务、贸易、创新、投资、研发、互联网、基建、消费、科技、文化等事项进行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一种超越企业，乃至超越简单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的大跨度经营。
进行这些软性的前导指标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我们有必要从企业的“心理与动机”层次去研究何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内心构造与精神世界。把一流企业的内心世界，灵魂给揭示出来，就会引导企业不去关注所谓世界一流企业的财务、资产、全球布局的结果，而是从更高层次上去研究它为什么能够一流，其内心支撑到底是什么，一流企业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在哪里，其精神层面的苦苦坚持，其文化层次的筚路蓝缕，其灵魂层次的煎熬，其追求高度上的曲高寡合之后到底是什么信仰在支撑着他们。
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推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打造五位一体型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更高层次的信仰一样，我们不相信世界一流企业就是个富，而没有精神世界的信仰，但过去我们简单化处理二者的关系，认为企业大了强了优了，其精神世界就富有了，其文化就上档次了，仓廪实而知礼仪嘛，但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着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要一口吐沫一口钉的断言：
必由精神及信仰层次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因，然后才有实践及资产、商业层次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果，绝不能因果倒置，更不能以果推因。
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宁有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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